【越民生· 跟着弘虫读乡村】杯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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杯具

小时候，家里穷，居家过日子竟然可以没有茶杯。招待客人泡茶，用的不是杯而是碗。所以那时候的饭碗，既唤作茶碗，也唤作酒碗，“饭碗”、“茶碗”、“酒碗”，虽叫法不同，但职责却是由同一只碗承担的，由此可见，生活的清贫，连一只小小的碗也得承担。

后来日子过得慢慢舒展起来，陶瓷杯开始进入寻常人家，饭碗与茶杯，总算有了明确的分工。只是这种杯子经不起老百姓的重手重脚，一不小心，就会碎了杯盖，或断了手柄。但是，那断了手柄的杯子，宛如断臂的维纳斯，因节约而不忍丢弃，还是那样经久耐用，光彩照人。也有一种牢固的杯子，叫搪瓷杯，我们叫洋铁杯。其时，吃茶佬往往与之长相厮守，他们长年累月捧着喝着，能把白杯吃成黑杯，茶垢像油漆，越涂越厚，越涂越黑，真正涂出了杯子的“黑心”。

农民伯伯汗滴禾下土，解渴的办法是自带茶水。其杯具是用茶壶，或茶瓶，甚至钵头、铅桶，可谓五花八门。但记忆最深的有两样：一是“竹桶”，很原始也很简单的盛水工具。老百姓就地取材，裁取毛竹的一截，长约三四十厘米，刮去表面的青皮，保留头尾两个结头，在其中的一端开小口，再留出一耳，在上面钻一小洞，穿一根绳子，即可吊在锄头柄上，装着或凉或热的茶水，随主人四处荡悠了。我甚至怀想，若干年后，这种竹桶茶会像竹桶饭一样流行。另一种是“酒鳖”，它比竹桶要奢侈，实际上它是个军用水壶。老百姓称之为“酒鳖”，是因为它的形状确似田畈里的野生“鳖”，带个“酒”字，是因为它有盛酒的功能。我小时候就经常奉父母之命，拎一个“酒鳖”去小店打酒，这“酒鳖”在装下两斤黄酒后，还会溢出一大口来，小店老板说浪费可惜，劝我当场喝下，我就毫不犹豫地喝下，在这样的打酒生涯中，“酒鳖”从小就锻炼了我的酒量。如今在农家，这“竹桶”和“酒鳖”早已断子绝孙了，即便有，也可进民俗博物馆收藏，用作忆苦思甜的活教材。如今人们外出总是不忘带杯子，倘若追根溯源起来，怕是要从“竹桶”和“酒鳖”开始。

老百姓过日子奉行勤俭节约，勤俭的结果是诱发无穷的创造力。在正统的茶杯之外，他们又发现了众多“野生”的茶杯，极大地丰富了茶杯的花色品种。譬如，在吃一瓶豆腐乳的时候，眼光其实早就盯上了那个玻璃瓶。有段时间豆腐乳很得宠，得宠的或许不是内容，而是它的玻璃瓶包装。比起豆腐瓶来，咖啡杯也许更显高贵流行，能拥有这种杯子的人，能幸福地喝上咖啡，而老百姓那时候是不知什么叫咖啡的。后来商贩看中了其中的商机，就专门在车站码头兜售这种杯子赚钱，使咖啡杯一度领导了茶杯的新潮流。

后来杯子翻来覆去地变化着……但无论怎么变，它盛装的内容却始终不变。“杯具”这个词，现在成了谐音“悲剧”的网络流行词。这的确是一场悲剧，因为任何外在的诱惑，任何刻意的伪装，都无法动摇和改变它内在“真水无香”的境界。做人呢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！在告别清贫以后，在大富大贵以后，我们可曾记得？还有这样一句话：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

（本文选自弘虫的《那时候》）

作者简介

弘虫，真名陈强，1969年出生，浙江诸暨枫桥人。名中有“强”，拆开成了“弘虫”。先后在学校、媒体和政府机关工作，业务爱好阅读写作。先后出版个人作品集《男人而已》《黄酒加冰》《老家》《诸暨孝事》《蓼莪情》《那时候》《解密陈励忠》《寻找施耐庵》《杨维桢与水浒》《南楼美人》《清气满乾坤》《新长乐》《高湖村》等十余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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